11月24日，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围绕主题“全球视野下的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400余名中外嘉宾参会。

会上，欧洲著名汉学家、德国图宾根中国中心主任施寒微教授作了题为《中国如何为和谐的世界文明作出贡献？——从中国传统和历史经验出发的再思考》的演讲。

欧洲著名汉学家、德国图宾根中国中心主任施寒微教授

以下为施寒微教授演讲全文：

研究中国文化传统、文学、宗教、哲学和管理经验的人有一个共识：继承自过去的多种思想和理念是塑造繁荣未来的丰富宝库。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兼收并蓄，将多种文化融会贯通，发展出了和平解决冲突的策略，并因此，带来了一套复杂的、关于权利合法性和人生意义性的理念观点。当然，这要求公民遵守法律规定，同时需要履行相关义务。而在出现异议甚至冲突时，其可以提供一种规范的解决方法。

悠久的历史与世俗化

尽管中华文明是一个整体，但中国各个地域的历史源远流长、差异显著，使得中国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并因此在保持不断创新的同时，还可以持续遵守“惟古是尚”（holy past）的传统。这一思想体现在孔子的语录中，即“述而不作”，换言之，“要传承先贤的理念，而不是自己创作。”

另一个关于不同地域差别的例子是“近者说，远者来”（《论语》第十三篇），“使近处的人受到好处而高兴，远方的人闻风就会前来投奔，这就是善治。”

为了理解宗教在现代中国的作用，我们必须研究中国的世俗化进程，这一历史在许多方面与西方和近东地区的一神论传统不同。因此，中国的启蒙概念出现在特定的非一神教背景下。

自十五世纪以来，面对西方文明，中国始终在努力寻求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在过去的四十年间，中国深入参与了全球文化交流对话。在规范和价值观方面达成相互理解，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核心前提。

和平解决冲突的能力与中国的综合国力

过去，中国在与其他边境民族、邦国和王国的互动过程中时有冲突发生，但纵观历史，中国非常善于解决边界争端。

融合多种文化的关键要素是使用共同的文字系统，辅以一定的社会标准和价值观，以及经久不衰的学习文化。

中国欣然接纳外国的教义和宗教。最突出的例子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传播。中国通过创造性地利用和模仿本土宗教的元素，成功兼容了外来宗教，并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彼时正是建立一个新的共同体并促使其蓬勃发展的良好时机。这让我们想起了孔子的名言“性相近，习相远”（《论语》第十七篇）。在这一特定的中华文明进程中，民间社会的概念得以诞生。民间社会的德文是“Zivilgesellschaft”，这个词直到1989年才发明，是意大利文“società civile”的译词；这个概念的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政治共同体”（koinonia politiké）。

如何坚守合法性和意义性

我们必须认识到“地方精英对基于文本的王朝愿景的知识性承诺”这一概念重要作用。这一概念鼓励人们开展讨论和提出异议，进而提供一个讨论合法性和意义性的平台。此时，以“君子”为理想的“精英”概念诞生了，这一理念参考自孔子提出的“君子和而不同”（《论语》第十三篇）。

因此，对于传统中华文明来说，需要培养讨论和协商的文化以及相互不同的立场。这类似于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斐多篇》（99c9）中提出的主张，即最高的真理通常无法触及；而在中国，我们也发现了关于次优解决方法的理念。有时，次优解决方法往往才是最好的方法！

通过自律和履行义务形成的基本人生观和世界观

中国文化已经形成一套正确讨论礼仪、规则和一般规范的悠久传统。这一传统增强了中国人的能力，使之可以应对日新月异的环境、坚持不同选择以及能够等待适当时机做出决定。

此外，中国人的基本人生观和世界观的主要特点是，能够用出世的眼光看待世间万物，并不失幽默和风趣。

中国和欧洲的反思

儒家传统是中国古典文明的基石，其特点是尊重传统，同时又开放求新。立足于这一传统的视角，在中国踏上新“长征”，努力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了解如何进行参与和协商。

我们欧洲人也要开始一次长征， 我们应当向中国学习，就像中国向欧洲学习一样。这一思想最早可追溯于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的著作《中国近事》（1697年）。该书将中国和欧洲并置比较，并强调欧洲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为了维护国际秩序，欧洲应进一步加强其机构的代表性并使之更为专业化，以便在国际协商及和平解决冲突中保持不偏不倚，并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欧洲国家林立，观点众多，因此必须推动协商进程，尽可能取得各国人民的支持。然而，欧洲和中国双方仍然需要讨论如何将公共和私人领域区别对待，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和大众传播手段广泛普及的条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