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正式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一重大宣示，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全局战略，掣画了清晰的时间表。

文卓子涵 观察者网ESG专栏作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中国的双碳决策，与全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进行对比，可以当之无愧的称作雄心勃勃。

一方面，碳中和的实现将使中国的碳排放降幅成为全球最高。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而且作为发展中国家，碳排放量在未来一定时期内仍有上升预期。

另一方面，在实现碳中和的进程中，中国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幅也将显著超越其他国家。2020年，中国这一数值为接近0.8吨/千美元，是主要发达国家的2倍有余。而要实现碳中和则意味着到2060年，这一数值仅为2020年的2%左右。也就是说，40年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年均降幅需达到9%以上。

此外，中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规划时间为30年，是主要国家中最短的。作为对比，美国实现碳达峰的时间是2007年，实现碳中和的时间为2050年，时间跨度43年；欧盟实现碳达峰的时间为1990年，实现碳中和的时间为2050年，时间跨度60年；日本实现碳达峰的时间为2013年，实现碳中和的时间为2050年，时间跨度37年。

可以看到，志存高远的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之路，注定是一条充满挑战、自我超越的征途。好在，中国的碳减排战略有着自身的节奏。这种节奏的中国特色，集中体现在稳健的领导力、广泛的动员力与内在的驱动力。

中国碳减排战略的稳定预期由稳健的领导力确保。

作为一项长期基础战略，碳减排政策需要强有力的政治意志予以支持。这是因为与碳中和相关的减排政策，相当于在正常工业生产的流程上，“凭空”添加了一道碳排放相关的限制条件，并将导致企业的生产效率出现下降，而碳排放与电力、钢铁、水泥、化工、有色、建筑、交通等人类工业活动的众多支柱性行业都紧密相关，任何对碳排放的调控，注定牵一发而动全身。当然不能忽略的是，双碳政策也必将促进绿色科技创新，阵痛后的节能增效之路将会趋于平顺。

此外，对气候变化所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当代人实难感受到切肤之痛——诸如“2023年是143年来最热夏天”等日益频繁的极端天气对大部分人来说只是“不便”而非“灾难”，更多的后果还是由我们的“后人”加以承担；但企业强制碳减排所带来的产量下降、经济下行、民众失业等苦果，则主要是“今人”加以承受。

因此可以想见，一旦经济体本身的发展呈现些许下行趋势，西式政党选举制国家中的执政者与挑战者为了向选民输送福利、提升自身当期当选的几率，多数会降低对碳减排承诺的坚守。事实上，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的闹剧已经预演了上述逻辑。近年来俄乌冲突造成的欧洲能源紧缺，也迫使欧洲国家走向放弃曾经做出的减排承诺的道路：德国曾经承诺要在2030年前，逐步实现煤炭的全替代，近两年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重启了部分煤炭发电厂、更是大量进口煤炭；荷兰宣布取消了限制煤炭发电厂的规定，该决定将延续到2024年；英国和法国，也陆续宣布推迟煤炭发电厂的退役时间并重启燃煤电厂……

其实，丁仲礼院士早在2021年就曾做出预断：“西方国家就是在放空炮，你以为它们会真减排吗？咱们走着瞧”。西方国家在碳政策上的反复，毫无疑问会使得企业与民众对于政府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决心产生怀疑，而预期的变更，将反过来进一步造成实现碳中和路径中的成本上升、影响相应国家集中资源与精力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反观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策的一致性与稳定性，为跨越数十年超长期发展规划的实现提供着稳健的预期。中国民众普遍相信政府有意愿并有能力实现国家面对全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

中国碳减排战略的实现途径由广泛的动员力达成。

对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私营企业而言，诸如全球变暖等气候危机，是作为经济学中的“外部性”而出现在自身的生产决策之中的。因此，私营企业除了现实的减排指令强制性约束以及宣传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需求外，缺少为实现碳减排进行战略配合的主观能动性。

在中国，国有经济在支柱产业具有显著支配地位，这些支柱产业又往往是碳减排的重点行业。与此同时，作为全民所有制的国企，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基因的当然组成部分，需要积极响应国家的战略规划。因此可以预期，国有企业可以在中国实现碳中和的路径中，发挥显著的引领与示范作用。

我们也看到，以中车、华能为代表的国有企业，都已交出了自己优异的社会责任答卷：2023 ESG全球领导者大会上，中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永才表示，中车2018年已经实现了碳达峰，并力争2035年实现运营碳中和，2050年实现全产业链碳中和；中国华能截至2022年底，低碳清洁能源装机占比已经达到达41%，近五年，华能向社会提供绿色电能超过8500亿千瓦时，累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3亿吨……

国企以外，中国政府广泛的动员力还体现在可以实现全国整体行业规划的顶层设计与协调调配。通过诸如低碳产业园等区域政策手段，中国的碳减排战略可以通过“全国一盘棋”的方式，实现超大规模国土、超大规模人口的资源统一调度，最大程度地发挥规模效应。

中国碳减排战略的不竭动能由内在的驱动力驱使。

作为一个典型“富煤、贫油、少气”的国家，中国对石油与天然气依赖度偏高：2022 年，中国原油原油依存度71.2% 天然气依存度40.2%。能源安全的战略地位与战略价值在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中，愈发明显。

近年来，随着对低碳概念的重视，以太阳能、风能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政策支持、人才与资本的投入也相应增加，不断取得突破的底层技术创新、日渐降低新能源的发电成本，配合全球日益增长的清洁能源需求，实现了装机量的跨越式增长：2023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化石能源，实现历史性突破。放眼全球，中国的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也凭借技术、价格与市场的三重优势，早已位居世界第一、占全球总量的35%以上。

曾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实现从无到有、弯道超车的中国新能源行业，逐渐成长为中国占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制高点、引领能源革命与科技产业变革前沿的先锋力量，不但提供有效的化石能源替代，还为实现经济增长、就业与出口提供了新的通路。不仅如此，建设低碳世界是中国与世界人民共同的长期追求，占据道义的高点。中国在相应领域的示范作用，将会为国际话语权的争取、外交合作的开展提供更多的想象空间。

在当下这个全新的时代，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气候变化的新挑战，对美好生活、绿水青山、低碳世界的向往，已然在不觉间成为中国人民新的内生需求。

当然，在新征程的路途上，就如同过去数十年我们所经历的，总会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对我们实现双碳目标的意愿、决心与能力指指点点。回视过往，中国人民在实现自身理想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坚实前进着。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怀疑，这一次，中国人民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远大目标，会面临落空的风险呢？相反，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期待，经由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奋斗，凭着稳健的领导力、广泛的动员力与内在的驱动力，有中国特色的碳达峰碳中和节奏，终将在历史的行进中持久奏响、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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