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吉塞拉•塞尔纳达斯，译/观察者网 刘啸云】

今年1月24日，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第七届峰会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引人注目的是，继2020年时任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单方面决定退出拉共体后，时隔两年，巴西终于在本届峰会上宣告回归。新任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与阿根廷总统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举行了双边会谈，双方均有意启动拉美共同货币项目SUR（SUR，意为“南方”），以摆脱对美元的依赖。

这一提议在网络上引发热议：SUR究竟是什么？它将带来怎样的影响、面临怎样的挑战？它是否能取得成功？本文将对上述热门问题逐一做出回应。

SUR不会成为类欧元货币

SUR项目旨在以新的拉美共同货币替代美元，成为阿根廷与巴西（拉美三大经济体中的两个）之间贸易和投资的结算货币。两位总统称，这一货币起初将在阿根廷与巴西试用，未来还可能扩大至其他拉美国家。

相关提案尚未最终制定，但原则上，SUR不会像欧元那样取代成员国原本的货币，而是会成为“第三种货币”，用于替代美元，作为两国经济往来的结算货币。因此，SUR不会对两国各自的货币主权产生影响。

目前，SUR的发行机制尚未公开。对于（拉美国家的）政府而言，该项目是一个绝佳的契机——拉美可通过开发用于国际贸易结算的美元替代货币，更好地抵御商品价格波动和币值波动冲击。

巴西和阿根廷都是农业大国，土地极端集中，生产以大宗商品出口为导向，但绝大多数农民并未从出口中受益。相反，这些出口商品的国际价格波动会转嫁在地租上，使租种的农民深受其苦，因为地租的多少是由大宗商品生产的机会成本决定的。

值得关注的是，拉美的情形与传统的“荷兰病”不同（指一国，特别是指中小国家经济的某一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而导致其他部门的衰落的现象。编者注）。在拉美，当新出口资源的发现、大宗商品出口价格暴涨及大量外汇流入等因素出现时，外汇会面临贬值。这时阿根廷的资本家就会大肆购入外汇，以推动本币贬值——尽管他们在不断买入美元、推动美元汇率上升之后，本有义务结清外汇流入。

由于阿根廷比索不稳，致使居民储蓄外汇的习惯盛行。为了遏制对外汇的旺盛需求，阿根廷政府2020年9月实施新政，对外汇购买的交易征收35%的附加税，并限制购汇额度。

然而，尽管中央银行在控制价值波动，并根据宏观经济预期针对不同用途（海外旅游、储蓄、大豆出口结算等）提供不同价格，仍有不同于中央银行的汇率的平行市场（相当于黑市，编者注）存在，该平行市场的汇率被资本家和媒体称为所谓“自由汇率”。这一平行市场的存在引发了混乱和通胀。就在作者撰写这篇文章时，用于家庭储蓄的官方汇率（含税收）是1美元兑320比索；而在平行市场上，美元兑比索的汇率是380，比官方汇率高出18.75%。本币贬值和平行汇率也加速了通货膨胀。去年，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94.8%，严重影响了工薪阶层的收入和生存能力，且导致政府对工业和科技发展的投资减少。

因此，阿根廷政府应该考虑为SUR制定这样一种机制：该机制能够确保SUR的实际价值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以免重蹈覆辙，再度陷入对美元的依赖，受制于资本家对市场以及整个经济命脉的掌控。

SUR的使命

拉美的三大主要经济体分别为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2021年，巴西GDP占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GDP总额的29.6%，阿根廷占9%，价值分别为1.61万亿美元和4870亿美元。

巴西和阿根廷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额近300亿美元，且具有不对称性：巴西对阿根廷的重要性远远超过阿根廷对巴西的重要性。

在贸易方面，2021年，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额达到216亿美元，这仅仅占据巴西国际贸易总额的4.3%；但对于阿根廷来说，巴西是第一大出口国，占总出口贸易额的15.1%，也是继中国之后的第二大进口国，阿根廷19.6%的进口商品来自巴西。阿根廷对巴西的双边贸易逆差已达到30亿美元。

对阿根廷而言，巴西是第一大出口国（图源：Encyclopedia Britannica）

在投资方面，巴西是阿根廷的第四大直接投资来源国，截至2021年，其累计投资金额为53.90亿美元（占总额的5.4%），仅次于美国（201.35亿美元）、西班牙（143.27亿美元）和荷兰（120.11亿美元）。而阿根廷对巴西的投资排名位列第五，为6.89亿美元，占该国对外投资总额的1.6%。相较于巴西累积逾5000亿美元（截至2021年）的海外直接投资，这一数额显得微不足道。

过去几十年间，阿根廷经济伴随着“走走停停”的周期性宏观经济波动而增长。总体来说，阿根廷的生产结构中，一方面是出口部门为国家创造外汇收入，出口贸易额中73%是农产品（2020年数据）；另一方面是工业和服务业部门，主要面向国内市场，该部门需要外汇来进口必要的资源或消费品。

留存外汇和投机性资本的部门，以及需要外汇进行生产经营的部门之间的斗争，加上国家经常账户的长期赤字，导致外汇价格飙升，这反过来又加速了这个国家的通货膨胀。凡此种种成为经济增长的外部制约——阿根廷的GDP平均每增长1个百分点，来自进口的增长就有3%。换言之，对进口的需求越大，GDP增长越高。这一点在阿根廷体现的尤其明显，因为阿根廷的工业和服务业相对落后，不是主要的出口产品。

阿根廷比索的长期贬值、经常账户的赤字和不断上升的通胀率导致局势动荡，扼杀了当地的技术发展能力，阻碍了投资，并严重影响了就业水平，而这又减少了国内消费，从而再次影响了投资。因此，经济增长受制于创汇能力，陷入“开始增长-停滞-再增长”的循环。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外负债作为一种外汇流入形式，起到了暂缓压力的作用。然而，附加公共政策条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贷款，又加深阿根廷的危机：紧缩政策阻碍了经济复苏，利息支付的又使得外汇的需求量增加，而为了偿还债务所制订的国家政策又会遏制该国的发展。换言之，这正是所谓“债务陷阱”。

我试举一例来说明该机制的运作方式：2018年6月，IMF与阿根廷前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的新自由主义亲美政府达成了500亿美元的贷款协议，贷款数额超过阿根廷年GDP的10%，占IMF当时所持贷款总额的40%，这对IMF而言也是史无前例的。这笔数额空前的贷款以阿根廷政府承诺的 “深化经济改革”和 “限制政府开支”为条件。在新自由主义政府的支持下，IMF的贷款并未促进国家的发展，少数富人私自卷走大部分资金，潜逃至美国或其他“避税天堂”，这导致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的进程进一步加速。结果，贫困迅速加剧，人民生活备受冲击。随后，由新任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领导的IMF发表声明，称马克里政府没有实现任何承诺，以此为由对阿根廷施加了更严厉的国际限制。

因此，对阿根廷而言，创造一种对借贷国压力更小、更有助于其发展的新型贷款模式尤为迫切。总部位于上海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就是这样一种尝试。最近，巴西前总统迪尔玛•罗塞夫被任命为NDB行长。对于部分国家而言，NBD可以替代IMF，将发挥重要作用。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图源：International Banker）

同样，中国也向阿根廷表明，中国并非如主流媒体所言只对自然资源感兴趣，还有意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渠道推动投资，以促进阿根廷的发展。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中国将投资230亿美元用于阿根廷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

此外，中国公司还曾为阿根廷的基础设施项目和技术转让提供投资：仅在过去15个月内，阿根廷就在来自中国的资金支持下，实现了商品运输铁路（Belgrano Cargas）的升级和Atucha III核电站的扩建，价值近130亿美元；2019年，中国的资金和技术帮助阿根廷建立了拉丁美洲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厂——卡乌萨里发电厂。西方的投资使阿根廷陷入“欠发达陷阱”，相反，中国的投资则直接提高了阿根廷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了阿根廷的发展。

阿根廷的根本问题是，其必须走上技术创新的发展道路，以技术支撑独立的工业增长，从而使本国经济永久摆脱外部约束和债务陷阱。外汇依赖作为一个结构性问题，已迫在眉睫、亟待解决——唯有摆脱外汇依赖，才能开启技术创新的道路。因此，阿根廷必须发展一种能够摆脱对美元依赖的国际运作机制，这对阿根廷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与巴西的合作是摆脱对美元依赖的一个关键因素。

目前，巴西的工业正在努力向黄金时代回归。1984年，巴西工业产值约870亿美元，占巴西GDP的46%，且包含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例如由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当时为国企）生产的飞机。然而，历经新自由主义政策和私有化之后，当卢拉在2003年第一次成为巴西总统时，巴西工业占GDP的比例下滑至23.1%，工业部门的附加值（1280亿美元）低于1990年的数值（1300亿美元）。由此可见，在此期间，相较于其他经济部门，巴西工业的增加值相对停滞，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也有所退步。

卢拉通过推动宏观经济激励和生产性政策来促进工业发展。2011年，巴西工业产值达到6040亿美元的峰值，尽管其所占GDP份额（23.1%）仍然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8.1%），也低于墨西哥等国家（33.6%）。随后上任的新自由主义亲美总统博索纳罗严重影响了巴西工业，例如，2020年，政府未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新冠疫情，数百万人感染新冠，当时的工业附加值跌至2560亿美元，仅占GDP的17.7%，创下史上新低。

巴西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也是一个典型的指标。2001年，巴西的出口相当多样化，包括第一类中的高科技产品。车辆（7.6%）、包括核反应堆在内的机械和设备（7.25%）、电子产品（5.5%）甚至飞机（6%）等高科技产品占出口总量的26.4%，总价值达154亿美元。然而，20年后，同类出口商品的总价值只增长到259亿美元，在出口总量中的占比下降到9.25%，在国家出口排名中处于较低位置。相反，矿石（17.4%）、油料种子和谷物（14%）、矿物燃料（13.6%）、肉类（6.5%）和钢铁（5%）等商品占巴西商品出口的56.5%，总价值为158.7亿美元。在2001年，这四个类别总共只占巴西出口的24.86%，总价值144.2亿美元。这一骇人听闻的相对增长和绝对增长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巴西长期的去工业化进程。

新总统卢拉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首要任务之一是恢复工业生产，增加其附加值和技术含量，使国家再次进入发展的轨道。这不仅有益于巴西人民的福祉，也将推动其他拉美国家的发展。卢拉总统所考虑的不只是巴西一国的发展，还将区域发展纳入考量——正如他在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第七届峰会上所言：“我们必须联合起来，建设更好的物质和数字基础设施，建立产业价值链，投资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研究和创新。”

因此，SUR的使用可以减少阿根廷从巴西进口资源、资本和消费品（占阿根廷进口总额的19%）的美元依赖，但也有助于整合区域价值链，推动一体化，促进贸易和投资。汽车工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由阿根廷生产组装并运往巴西的汽车中，原产于巴西的汽车零部件几乎占到了这些汽车总价值的12%，反之则不到1%。

SUR将在南方共同市场发挥重要作用

正如《外交政策》杂志上周所披露的，“在这个由美国主导的时代，华盛顿拥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能力：但凡美方认为某一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无赖’，就能对其施加制裁。美国的二级和三级制裁足以切断多数国家或公司与全球商贸的联系。凭借其强大的力量和盟友网络，美国对地缘政治和国家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对制裁的过度使用将削弱其有效性；一些大型经济体或将尝试寻找替代品，以取代西方金融体系和美元货币。”

因此，除了开发结算货币，还需开发一个能够绕开SWIFT和美元进行国际交易结算的机制。目前，拉美国家使用的机制是“本地货币支付系统”（简称SML，为其西班牙语名的首字母缩写）。SML由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于2008年创立。目前，SML尚未得到广泛使用，也并非基于替代美元的结算货币，不过，通过一定的调整，SML应该能够支持巴西-阿根廷基于SUR的贸易。

SML是从属于“南方共同市场”的一个机制。南方共同市场作为一个创建于1991年的南美贸易集团，包含5个成员国（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和委内瑞拉）和7个联系国（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圭亚那、秘鲁、苏里南）。中国在南方共同市场的对外贸易中占27.3%，是其主要贸易伙伴。2021年，南方共同市场对中国的出口量达到982.5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29%），进口650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25%）。

因此，如果SUR能够取得成功，或许可以实现与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尤其是在中国拥有最大双边互换协议网络（据世界银行数据）的前提下。中国人民银行2021年的报告显示，该行已与40个国家签订互换协议，总价值为4万亿元人民币，约合5,700亿美元。

SUR面临的主要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SUR作为国际贸易结算的美元替代货币，是一种交换媒介，其成立前提是必须被巴西和阿根廷双方接受，并随后获得其他国家的信任。

然而美国的霸权已经广泛渗透于拉美国家的人民：美元被公认为可信赖的货币，用于家庭储蓄甚至定价、买房等日常业务。想要打破殖民主义的束缚，就意味着首先要打破文化统治的束缚，思考和接受不同于美国霸权主义的机制。为了鼓励商人接受SUR，政府可以考虑为巴西进口产品中使用SUR而非美元的商人提供税收优惠等补贴政策。

第二个挑战是，需要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如果经济环境稳定，投资和贸易的资金流动以及技术发展将得到明显改善。假如在未能稳定经济环境的前提下发展替代货币，最终很可能半途而废。

第三，要在国际层面上协调生产和贸易政策。国家层面的发展政策是关键，没有这些政策就不可能有发展；但国际协调是完成国家政策所必需的战略步骤。因此，拉美和加勒比共同体旨在取代美国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领导地位，为此，必须加强区域合作，也需加强与其他寻求共同发展的大国（例如中国）的合作。

能否对抗美帝国主义的影响

美国为了维持区域霸权而构建了“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WIFT），并使用美元进行石油贸易。正如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劳拉•理查森所言，拉丁美洲因其自然资源而成为美国的战略要地，美国绝不允许自身在该地区的霸权受到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独立于美国的货币和结算机制的发展可能被美国视作对其霸权的威胁——特别是考虑到这是由进步人士或左翼总统推动的。

1823年，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声称，整个美洲都是美国的势力范围。从那时起，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战略从未改变：在政治和军事上完全控制该地区，掠夺其自然资源。1846年，墨西哥成为门罗主义的首批受害者之一。此后，美国军队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进行了100多次干预、入侵和政变。20世纪70年代，中央情报局在整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发动了一系列军事政变，以推翻左翼独立政权。在一项名为 "秃鹰行动 "的秘密计划中，中情局与军事独裁者密切合作，镇压左翼活动分子，防止共产主义浪潮在当地群众中蔓延。

美国针对各拉美国家的不同情况，采用了不同的混合作战方式。对于委内瑞拉这一拉美地区的进步思想领袖，美国采取了简单粗暴的措施：以长期的经济制裁使该国的经济持续恶化；将该国排除在SWIFT之外，使之无法正常进行国际贸易；直接冻结和掠夺该国的黄金外汇储备。这些措施与当下的对俄制裁如出一辙。这一案例鲜明地反映出帝国主义何以通过所谓“多边”机制对拉美的经济施加影响。

针对巴西这一拉美最大经济体和重要的地缘政治参与者，美国正采取更全面的混合战争策略：前总统罗塞夫遭到弹劾；现任总统卢拉在其第一任期（2003-2010）卸任后也曾受到司法迫害，因涉嫌腐败被捕并遭受了近两年的监禁，该案件历经了完整的司法程序，最终巴西最高法院认定卢拉无罪。负责此案的法官塞尔吉奥•莫罗后来被任命为博索纳罗政府的司法部长。

阿根廷的情况与巴西类似。2015年中右翼马克里当选总统后，对左翼领导人的司法迫害也在升级。前总统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2007-2015）被指控犯有十几项罪行，她的几位部长和合作者也被指控腐败、非法结社，甚至前副总统阿马多•布杜（2011-2015）也被 "预防性 "监禁。上述所有人都受害于由美国推动的“法律战”。几年后，他们被司法系统宣告无罪，但克里斯蒂娜仍被美国的司法权力和美国推动的法律战所骚扰。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这巴西阿根廷两国采取行动，谋求摆脱对美元的依赖，会发生什么？可以预见的是，美国将对其施加制裁，并将对民众领袖的法律战进一步升级。如今的全球地缘政治环境已与20年前进步主义和左翼政府浪潮时期不同，美国正在从巅峰状态跌落。虽然美军不得不从阿富汗撤军，但美国的政治精英们仍然傲慢地认为，美帝国主义可以同时遏制俄罗斯和中国，对乌克兰展开代理人战争，借台湾问题挑衅中国，不断升级对俄制裁，加剧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同时“在作为美国后花园的美洲大陆维持秩序”。

SUR能否取得成功？

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如果使用者相信这个机制是有效的，那么他们就会使用这个机制并使之生效；如果该机制是有效的，那么使用者就会相信其有效性并使用它。孰先孰后？

SUR还没有亮相，西方媒体就已迫不及待地对其表示质疑，限制潜在用户群体，并打赌称信心的缺乏将导致替代货币的失败。利用媒体霸权作为软实力武器的行为已屡见不鲜。《经济学人》对SUR的描述称，阿根廷和巴西提议共建一个怪异（bizarre )的共同货币。

《经济学人》相关报道截图

在门罗主义诞生的200年后，南方国家的人民正在采取种种措施，寻求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独立。以2018年洛佩兹•奥布拉多当选墨西哥总统为起点，拉美正迎来第二波粉红浪潮。洛佩兹•奥布拉多推动社会改革，将墨西哥的锂产业国有化，将锂升级为战略矿产，并宣布锂的勘探、开采和使用是国家的专属权利。锂是数码设备中使用的电池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由庇隆主义者和基什内尔组成的左翼政党联盟“全民阵线”（rente de Todos）赢得阿根廷大选，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和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分别当选为总统和副总统。2020年，“社会主义运动（MAS）”在玻利维亚重新掌权，曾在莫拉莱斯政府中担任经济部长路易斯•阿尔塞当选新总统。去年，在洪都拉斯，左翼自由与重建党的女性代表西奥玛拉•卡斯特罗（Xiomara Castro）取得了同样的成就。但是，帝国主义对拉美地区进步和左派政府浪潮的攻击并未停止：最近，秘鲁左派的民选总统佩德罗•卡斯蒂略在一场软性政变中被解除职务。

巴阿两国寻求货币独立的做法无疑会激怒帝国，但全球南方挣脱新殖民主义束缚的过程势不可挡。

中国能够在百年内由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体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功使8亿人脱贫，中国的经验点亮了全球南方国家希望的灯塔。西方野蛮资本主义引发了优胜劣汰的无休止的斗争，而中国却提出共同发展和互惠互利的不同方案，这为全球南方提供了机会，而且我们必须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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