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世界都呈现出“多极和平”的结构，而美国主导的单极化秩序，实际上是极不寻常的。如今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再度形成了多极化的世界秩序，美国衰退和中国崛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绝对不是简单地中国取代美国，未来的世界将会出现“多极和平”，每个极点都能够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形成区域化大国互相合作竞争的局面。

在本文作者看来，尊重世界多元化，各国都能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而作为文明型国家，中国可以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中西方在对话时，要尽量减少分歧，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本文为2022年12月6日“全球政治中的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 in Global Politics）高端研讨会上，杨荣文与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咨询委员会主任李世默的对谈内容。】

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资料图

杨荣文：我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参加思想者论坛。用王赓武教授的话说，新加坡处于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十字路口。我们既拥有深厚的亚洲传统，但由于长期受英国统治，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制度发展也具有相当多的西方色彩。

今天，不论是在新加坡内部还是外部，都可以看到一种影响力正在变得愈加强大，即亚洲的影响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但又不仅仅是中国，还有印度、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长期占据强势地位的西方思想或许只是人类历史和生活中存在的众多思想的一种。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正在使一个多极世界变得越来越具象化。文明型国家叙事的崛起也发生在这一大背景之下，我个人理解也接受，但我认为不少西方人还难以接受，因为他们早已习惯了他们认为是普世的价值观，并在主观上相信他们的价值观是自然而然适用于全世界的。

当下世界正处于转型阶段，这给西方、给处于中西方之间的国家，甚至给中国自身都造成了很多焦虑。我注意到，习近平主席最近在巴厘岛与拜登总统会面时说，中国的民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而美国的民主是具有美国特色的民主，他并不认为民主是西方独有的。

如果我们追溯“民主”一词的希腊语词源，它的释义就是“人民的统治”。

Democracy（民主）一词来源于古希腊语demokratia，拆开来是demos（人民）和krotos（统治），民主就是所谓“人民的统治”。

当然，它不仅仅意味着西方式的自由民主，许多国家的民主不是源于希腊雅典文化，而是源于不同的哲学和文化渊源。我们现在可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人们会更加尊重多样性，允许不同观点的存在，可以接受其他文明或许与我们的文明不同，在某些方面，其他文明可能有比我们更好的特质，也可能会有不如我们的地方。

如果所有人都能够拥有这样谦逊的心态，那么就可能产生真正的化学反应，从而使真正的进步成为可能。相反地，如果我们只是自说自话、只说不听，而不是相互交流，那么彼此之间就不可能产生化学反应，也不可能取得进步，冲突也将不可避免。

最终，我们只有接受彼此的不同方能和睦共处。尽管存在差异，但我们依旧可以找到共识。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曾提倡建立在多样性的基础之上的团结。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如果我们成了千篇一律的克隆人，那我们就不能自称人类。不仅是人类个体，人类不同群体之间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必须在文化和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谈和平共处。

从这个角度来看，多极化在道德上是一种好的现象，因为它承认并接受人类生存状态的多样性。但这也要求我们每个人作为一个独特的个体拓宽思想，扩展心胸，接纳他人，视他人为兄弟姐妹。这才应该是真正的自由主义思想。教皇方济各与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的大伊玛目谢赫·艾哈迈德·塔耶布（Sheikh Ahmed Al Tayyeb）已经有过交流，并于2019年在阿布扎比共同签署了一份关于人类博爱的文件。阿联酋在宗教和谐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它对以色列保持开放，并在阿布扎比建立了亚伯拉罕中心，该中心容纳了一座基督教堂、一座清真寺和一座犹太教堂，分别面向东方、麦加和耶路撒冷。谢谢！

李世默：荣文好，很高兴见到你！我读了你的文章，受益匪浅。我认为你对于本次论坛的特别之处在于，你不仅仅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一直在全球化前沿工作的实践者。

如果没有全球化，新加坡在世界上发挥的影响力将比今天更为有限。因此，对新加坡来说，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关键角色是至关重要的。你也提到了担任新加坡外交部长和全球化相关的其他职务时的一些经验。过去20来年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全球化机构，很多西方政治家和西方学者认为他们被中国“欺骗”了。他们认为，当西方带领中国加入全球贸易体系后，中国会逐步改革并最终改变自己的政治体系，但中国“欺骗”了他们。

2001年11月11日，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石广生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签字仪式上签署文件（图源：视觉中国）

然而，我查询了过去的文献，中国从来没有——哪怕一次——承诺过会以任何方式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来换取让中国加入全球贸易体系。当我阅读历史文献时，看到中国以及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化进程，主要是基于自己经济利益考虑。西方规划的全球化方案是：西方位于全球化的核心，主导技术、金融等系统，也许还有军事和规则制定，而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其中最大的国家——提供廉价劳动力，降低他们的生产成本，使西方的资本和技术获取更高的回报，同时也获得更多的市场。荣文，我希望你能结合自己的经验，评论一下西方政客关于中国“欺骗”了他们的说法。

杨荣文：西方将邓小平所说的韬光养晦理解为“隐藏能力，伺机而动”，他们认为这是中国的狡猾策略：隐藏实力、等待时机，等强大到足以打击西方时就采取行动。但我认为，这种阐释误解了中国文化的本质。我们总是容易通过自己的视角看待对方，以为对方的行为、行动和思维都与自己别无二致。

但是，如果西方仅仅通过自己的视角看待中国，或者，如果中国仅仅通过自己的视角看待西方，就会很快意识到中西方之间的重要分歧。举个例子，亚洲人总是说，美国国会内经常争吵不休，但事实上，美国这种争吵已经持续了数个世纪，尽管存在内部分歧，但整体上管理得不错，中国不会采用西方这样的运作模式，而中国前不久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形式，在西方人眼中也很奇特。

罗马教皇弗朗西斯说过，如果我们希望被他人理解，那么我们也必须努力寻求理解他人。在我看来，这就是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李世默博士提问“西方有人认为中国骗了西方”，那是因为西方误解了中国。中国是一个优秀的文明，拥有悠久的历史和庞大的人口，因此，它倾向于从“中央王国”的视角认识和理解自己，看待各种事物时也追求平衡折中，但是中国也要学会去理解西方。

有人发给我16世纪欧洲传教士到中国时准备的宗教宣传图片——包括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和使徒等——都是按照中国人的面孔所绘制的，因为传教士们必须说服中国人接受他们的宗教思想。而在19世纪的宗教宣传图片中，耶稣基督恢复了西方传统的蓝眼棕发形象，因为在那个时期，传教士的背后有坚船利炮，不再需要依靠言语说服，而是可以动用武力征服。因此，如果我们记得别人曾经这样对待过我们，当我们和别人打交道的时候，就一定要小心，不要落入同样的陷阱，犯同样的错误。

张维为：谢谢荣文。你在你的文章中提到，美国已经将许多公共产品武器化，例如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鉴于你对美国和西方世界的了解，你是否认为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西方——尤其是美国——会意识到它这样做其实无益于它自身的利益。在我看来，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必然会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如孟子所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中国提供的公共产品，如“一带一路”倡议，其性质与“马歇尔计划”不一样，规模也比它大很多。因此，未来是否会在某个时间，西方特别是美国，能够认识到它们将公共产品武器化的方法是非常短视的，也起不了多少作用？

一名肯尼亚铁路公司的列车乘务员等待帮助乘客上车（图源：视觉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升级或新建的铁路扩展连接中国与中亚、中东、非洲和欧洲的贸易路线

杨荣文：大家是否记得，以前的录像带有各种不同的制式，有些录像机可以读取不同的制式，播放不同格式的录像带。我认为，多极化的世界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不同制式并存的情况，但与此同时，总有一些机构具备处理多种制式的能力，新加坡就是这样一个能够为人们提供多渠道沟通的国家，这与新加坡长于融合多种文明传统这一特点有关，我们对世界上的主要文明都不陌生。

确实，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实属不易。过去几十年间，人类所经历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续。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人民经历了大规模的屠杀和残杀，两次世界大战最后都由美国出面结束，但美国自身并没有受到战争的损害，而是受益良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经济已经占据全球经济的40%，几乎所有大型国际机构都是美国人所创建的—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国际金融体系，而美元就如黄金一般坚挺。

我们都习惯了在“美式和平”（Paix Americana）中推进全球化，在美国定义的和平中，我们是否可以使贸易非政治化？现在出现的政治化是一个反常的现象吗？我们处于世界历史上一个不寻常的时期。其实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候，世界都是多极化的，而贸易总是被政治化的。中国的国策也一直有自己的政治考虑：如果你对我友好，我将采取有利于你的贸易准入；如果你对我不友好，我就会用经济或贸易手段来惩罚你。当然，中国的政策更倾向于使用经济或贸易手段，而不是军事手段。这个被我们称为全球化的时期其实在历史上是相当反常的，它实际上只是处于“美式和平”框架下的全球化。但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情况不再会如此简单。我想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世界将会有基于不同文明传统的多种标准出现，而不再是仅仅拥有单一的标准。

李世默：荣文，你在文章中提到全球体系。现在更重要的是，依靠全球金融体系，西方单单根据民族和血统，就没收他人的私有财产，其中一些被制裁对象已经不再是俄罗斯公民，俄罗斯一半的外汇储备也被冻结。西方对中国也同样如此，上个月他们刚刚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美国公民供职于若干中国在海外开办的半导体公司。倘若五年前你告诉我他们会这样做，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一个国家可以禁止本国公民受雇于外国公司吗？

我的猜测是，有没有可能，美国感到的压力使它觉得不能仅仅通过增强自己的力量来应对竞争，它还要部署所有可以支配的武器来打倒中国，而且美国觉得它现在这一次机会，如果不抓紧采取行动，他们最终将失去霸权，这是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是，全球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陷阱，不是中国陷害了西方，而是西方要陷害中国。西方让中国相信他们提供的是公共产品，说服中国参与其中，西方从中受益更多，美国因为全球化已经使经济规模翻倍。现在，很明显西方在内部分配中出现了问题，导致了一系列麻烦。西方让其他国家加入全球金融体系，但所有参与国家也都因此而更容易被西方制裁或胁迫。你怎么看这些问题呢？

杨荣文：我认为从谁陷害谁的角度来谈论这个问题的意义不大。我更倾向于把这一切变化看作一个历史的过程。美国对俄罗斯的财产做了什么？可能对中国的财产做什么？可能对新加坡的财产做什么？这都是“美式和平”决定的，但未来的世界将会出现“多极和平”，每个极点都能够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我认为这将是世界发展的方向。其实，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世界都是这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时期，或者对中国来说，过去的40年是相对比较反常的一段时间，我不认为我们还会退回到那样的世界。

张维为：荣文，你在发言中提到，如果所有国家，尤其是大国，都能表现出谦逊，最终会形成一种化学反应。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但现实中，这可能是非常困难的。美国英语有一句俗语：“如果我不能打败你，我就加入你。”（If I can’t beat you, I will join you.）所以也有观点认为，中国必须与美国斗争，直至美国认识到有必要加入你。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杨荣文：我想用一个医学上的例子来说明：如果患者患上严重疾病，他的第一反应通常是“否认”。类比来看，在这个阶段，西方认定中国不可能如此强大，认定中国即将崩溃，但中国没有崩溃。下一个阶段就是“愤怒”。西方认为，中国欺骗了他们，偷了他们的知识产权，利用了他们的贸易体系。到某个时刻，他们将进入讨价还价的阶段。当人们开始接受现实时，愤怒就会消退，会努力寻找双赢的结果。我认为中国要有耐心，等待西方度过“否认”和“愤怒”的阶段，而不是升级或加剧局势。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美国，也许是整个西方都将开始与中国讨价还价。

此外，我认为我们应该尽可能地保留一个人类体系，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地球将成为一个可怕的星球。多年之前，世界各国就南极洲条约达成一致，即南极洲将永远不被军事化，由全人类共享。我认为我们应该就月球、火星、高轨道等制定类似的条约，关于低轨道或许已经太晚了，关于中轨道机会尚存。我们应该开始这样的思考。在这个时期，中国要保持耐心，中国文明本身就有从长计议的传统，希望中国尽量不要使局势升级，等到西方度过“否认”和“愤怒”的阶段就可以开始认真地进行互动与商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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