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文】

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金融强国”概念，并提出“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这次中央决策层为中国金融业提出的历史使命与战略任务，不仅是对此前五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的“金融改革与开放”“强化金融监管”“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等具体工作层面上的行业要求，也是对西方金融理论的创新升级与对中国数千年金融实践的深刻总结，更是从国家、民族的高度提出金融业的使命担当，这要求金融系统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胸怀“国之大者”，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伟业提供有力支撑，实现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

10月30日至31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图源：新华社）

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是对西方金融逻辑的创新升级

从某种程度上看，世界史就是一部金融史。金融发展伴随着整个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有考古证明的金融活动可以追溯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古巴比伦王国和两河流域南部城市乌鲁克。当时，古巴比伦的寺庙和宫殿被当作储存贵重物品的安全场所，这可以被视为早期的金融机构雏形。同时，乌鲁克开始通过贷款和支付利息的方式来支持贸易活动，这标志着古代金融业的诞生。随着货币兑换业务与跨区域商贸的发展，欧洲最早孕育出现代银行，为中世纪以后的欧洲对外进行殖民扩张奠定了价值交换与资源配置的基础。16世纪意大利威尼斯出现一大批早期银行后，金融业及其组织形式在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为建立现代金融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加速了跨区域生产活动的集中，满足了欧洲资产阶级对于货币原始积累和市场扩张的需求，也造就了一大批近代银行家、金融家与巨富家族。这些早期致富者通过资产阶级革命与近代民主政治体制确立了现代私人所有制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律条，激励了越来越多的人为财富而奋斗，进而形成了冒险主义与技术创新创造高额回报的时代氛围，客观上推动了近现代欧美列强对外掠夺与扩张式的国家崛起。①

从西方金融演变史可以看出，金融业的出现逻辑是价值交换与资源配置，数千年的金融活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系列跨时空的价值交换行为。②随着时代的发展，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金融工具的标准和形式、金融服务的组织方式、金融机构的种类、金融市场的覆盖范围等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金融的本质思想和内在逻辑依然长期停留在价值配置层面。金融工具和机构的不断演进反映了社会需求和技术的改变，但金融的根本任务仍然是协助金融主体进行价值配置。包括华尔街在内开展的一系列现代金融活动，在20世纪中叶促生了现代金融学科，但西方传统金融学的研究范畴依然未进一步深入涉及到金融与政治、国家、民族的关系。

从古巴比伦的贵重物品储存到现代数字金融的复杂交易，金融业一直在努力满足社会对资金、信用、风险管理等方面的需求。然而，从1634年至1637年荷兰“郁金香泡沫”到1719至1720年法国密西西比公司股市泡沫，再到1720年英国“南海泡沫”与1929年至1933年美国大萧条，乃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的日本股市房市泡沫，以及21世纪以来的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等，理解这些事件发生的深层逻辑，仅仅靠经济学领域的知识与推理是很难实现的，其中越来越多涉及到国家、政治、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理解当代金融的特质，不仅要关注经济学、金融学等领域的问题，还需要涉猎到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多个领域。

2022年11月，广西梧州，中国农业银行苍梧县支行党委邀请党的二十大代表祝雪兰同志为苍梧县支行党员开展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辅导。（图源：视觉中国）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一体化的现代社会，金融业的发展与国家政治的稳定相辅相成。西方发达国家自身的行为，也印证了金融与政治的复杂关系：政府通过监管和法律框架来管理金融机构和市场，以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而一些大型金融机构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政府提供融资，支持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需要政府的监管和支持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然而，无论是西方的各国政府，还是金融学理论，都很少从价值配置的逻辑局限中脱离出来去分析与理解金融发展模式，对于金融与国家振兴、金融与民族复兴的线性关系的探讨也少之又少。

理解“金融强国”理念，不仅仅是要从一国决策视角重新审视金融发展与国家政治之间的紧密关系，更需要从理论角度为当代金融学的研究创新、价值理念提升提出新的指引。③正如19世纪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的深度批判，金融为利益群体服务的模式越来越存在局限性。面对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中国需要在总结西方金融发展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转变金融发展思路，增强金融为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服务职能，从政治高度认识我国的金融工作。由此看，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是对西方金融逻辑的一次升级，更是对金融学框架的一场理论拓展，通过提高金融业的政治站位与进行变量分析，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为“政治金融学”的诞生和发展奠定新的系统性分析范式。

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是对数千年中国金融实践的深刻总结

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不仅继承了诚信让利的中国金融传统理念，也是对古代金融理念和财富观的现代诠释。

中国金融发展历史可溯源至将贝类和其他贵重物品用作货币和交换媒介的古代。这种交换形式为后来的货币形式奠定了基础，一些地区将青铜器作为一种价值媒介，随后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货币形式。春秋战国时期，货币的形式开始多样化，铜钱逐渐成为主流货币形式，它的使用促进了商品交换和经济发展。诸子百家的财富观念很早就将金融与国家相互关联。比如，早期一些诸侯国的经济制度中，存在许多限制富人奢侈和土地兼并等法条，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对财富与公共利益之间互动关系的早期构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壮大，中国逐渐建立起基本的金融体系和制度，比如唐宋时期的私人钱庄为经济活动提供了支持和便利，明清时期票号开始兴盛，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繁荣。晚清及近代以来，中国又经历了多次金融改革和变革，其中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以及近代主张实业救国的一批金融家，将诚实守信的儒家思想作为基本原则运用到商业活动中，把握官商之道的政治金融学规律，为民族复兴作出历史性的重要贡献。④

从中国数千年来的金融实践可以看出，中国古代遵循的诚信让利的金融理念与西方金融以价值交换的逻辑服务利润的理念有明显不同。此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也指出：“要在金融系统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以义取利的思想高度概括了中国古代不断形成的金融理念与财富观，也表明现代金融应当服务于国家发展、服务于社会道义、服务于民族复兴。⑤这本身就是中国商业经济活动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需要继续传承和弘扬。

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是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发展目标

横向比较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进程与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各国实践，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未爆发大规模金融危机、未陷入长期萧条、未对外发动战争且成功实现高速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也有力证明了源于本土、“干中学”的中国经济与金融治理经验是有效的。中国在借鉴西方经济与金融发展有益经验的同时，也不断汲取西方周期性爆发金融危机的教训。中国有自信、有底气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提高金融业的核心竞争力，努力实现从金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

此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金融业已不再仅仅是服务经济、配置资源的手段，而是成为国家发展的有力支撑和参与国际竞争的关键。金融服务能力越强，经济运行就会越顺畅，国家核心竞争力就会越强。更重要的是，强大的金融服务能力，不是只服务于部分领域、部分人群的财富增长，更是要通过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服务于所有领域、全体国民与整个国家的高质量发展。由此看，构建服务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本质上就是为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就是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发展目标。

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内涵远不止金融业的稳定健康发展，还包括多个方面的要素，如金融机构体量的继续增长、金融风险的预防和化解、金融服务的普惠与高效、金融市场的国际化、金融监管的有效性、金融科技的创新应用以及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强国地位。这些领域目标的实现不仅依赖于金融业的发展，还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有效的监管体制、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以及进一步深化国际合作。

从国内看，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意味着中国金融行业需要通过对金融工具、金融制度、金融政策与金融服务的系统性安排，促进科技开发、成果转化和高科技的创新发展（科技金融），引导更多信贷、债券等资金流向环境治理与生态理念先进的产业（绿色金融），为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且有效的金融服务（普惠金融），满足老龄化背景下普通大众随着年龄增长而离开工作岗位后的综合性金融需求（养老金融），还要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如移动支付、网上金融服务等升级传统金融服务业态（数字金融），进而不断满足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不断开创金融工作新局面。

从国际看，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意味着中国金融行业需要着力推进高水平开放，敢于善于配置全球资源，在金融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也能确保国家经济安全。这就要求中国金融业要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既要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展业兴业，提升跨境投融资的便利化与高效性，稳步扩大金融领域的制度型开放，还要努力推动中国资本与金融服务走向世界，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更好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引领全球金融治理，在国际金融市场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扩大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话语权。

奋力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

第一，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金融是具有很强政治性的工作。从革命年代开始，我们党就牢牢把握金融事业的发展方向，指引金融事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逐步建立起独立、自主、统一的人民币本位制度，金融体制逐步向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转型，从而一次次抵御了外国金融危机冲击与内部通货膨胀带来的风险。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既是中国金融发展的鲜明特色，更是中国金融发展的显著优势。此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发挥好中央金融委员会的作用，做好统筹协调把关。发挥好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的作用，切实加强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发挥好地方党委金融委员会和金融工委的作用，落实属地责任。”就是要完善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确保金融工作始终沿着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道路前进。

2023年7月20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31家省级监管局、5家计划单列市监管局、306家地市监管分局统一挂牌。（图源：视觉中国）

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中国金融事业的人民性，既是由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决定的，也是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区别于西方金融体系的根本特征。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是以更高覆盖率、更强获得感，下沉到更广大的消费群体和更丰富的交易场景中的发展。金融为民、金融惠民、金融利民、金融便民、金融富民，才能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前进动力，更能为中国的金融强国建设打造牢固的底座。

第三，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党的十八大以来，对金融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始终将服务实体经济视为金融业立业之本。这是对实体经济作为国家发展本钱的深层认知，更是构筑中国未来发展战略优势的根本支撑。中国版的金融强国建设之路，不走苏联式计划经济金融压抑之路，也不走西方式金融空转资本套利之路，而是要构建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降低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全面增强金融服务效率和水平，积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培育新发展动能，为经济可持续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金融环境。

第四，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一切金融工作的前提，也是金融强国持续维系的根本保障。加快建设金融强国，要坚决避免出现如西方发达国家每十年左右就周期性爆发金融危机的问题。这既要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范围，也要健全权责一致、激励约束相容的风险处置责任机制，有力维护国家经济金融稳定和人民财产安全，深刻吸取历史上一些国家在崛起道路上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导致多年的经济发展成果和社会财富毁于一旦的教训。

第五，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近年来，中国金融事业在市场化、法治化双轨并行之路上高速推进。从市场化方向看，推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实行利率市场化改革，金融产品与服务正在实现创新提质。只有继续朝着市场化方向改革，中国金融事业才能更加壮大。从法治化方向看，强化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持续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金融法治建设扎实推进。只有继续依法治理，才能建成现代金融体系。

第六，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就是要继续加大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力度，继续补短板、优结构，推动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稳中有降，持续优化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三农”等领域金融服务，继续深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推动金融机构体系在规模、结构、区域布局上更加合理，从而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强劲动能引擎。

第七，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高水平金融开放，才能吸引各类外资金融机构纷至沓来，提升在全球市场范围内的融资投资功能和资源配置效率，才能提高中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能力，进而更好地满足民众生活需求。但金融开放不是“一放了之”，需要以守好安全底线为原则。金融开放越是向纵深推进，越要在防范风险跨区域、跨市场、跨境传递共振上维护国家金融利益、确保国家金融安全。把握开放和安全的关系，织密织牢金融开放安全网，更好发挥金融扩内需、促外贸、稳外资的作用，从而推动中国加快从金融大国迈向金融强国。

第八，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在金融市场要想做到“稳”并不容易。这更展现出“稳中求进”地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性。“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当前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金融工作的重要方法。把握好“稳”与“进”的辩证统一关系，保证金融事业的方向稳、政策稳、部署稳前提下的经济稳、市场稳、人心稳，才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赢得有利条件和广阔空间。

【注释】

①陈雨露、杨栋：《世界是部金融史》，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第1-22页。

②杨慧玲：《金融不稳定性的逻辑：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当代经济研究》，2018年第5期，第14页。

③王文、卞永祖：《中国“金融强国”的战略选择》，《财经》，2017年第26期，第71-74页。

④徐明德：《论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历史功绩》，《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4期，第68-72页。

⑤王翠荣、王鸿雁：《试析<三言>中“以义取利、义利并举”的价值观》，《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第1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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